人民大学报告:中国经济仍在调结构 谨防中期风险-泽图快讯

人民大学报告:中国经济仍在调结构 谨防中期风险

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张智 北京报道

2018年经济底部徘徊,2019年经济下行或将持续,中国经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远未结束,而仅仅是刚刚触及本质性问题,同时,新旧动能的转换也远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的转换才刚刚开始。在此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旧结构、旧动能开始衰退,而新结构、新动能在政策推动虽然崭露头角,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替代旧结构、旧动能。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面临的过程,是高杠杆下的经济转型所必须面临的阵痛。”1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中诚信宏观金融研究部总经理袁海霞代表课题组指出。

而在经济放缓的趋势下,经济运行中各类结构性风险也将进一步凸显,加大了经济平稳转型的难度和压力,甚至处理不善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错失结构转型的窗口期。

报告指出,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期,宏观政策“变中求稳”需要重点关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的风险;经济下行和财政收入放缓下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风险;货币信贷传导机制不畅背景下的实体经济信用风险;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经济下行期有可能出现失业与就业质量急速下滑的风险等四类风险。

结构转换进行时

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企稳,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重心发生一定转移,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多次提及,并在2018年年初提出防范和化解三大攻坚战。

2018年,中国经济面临内部去杠杆和外部贸易战的双重压力,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显现,GDP增长呈现逐季回落的特征。面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局面,下半年以来,宏观政策再次出现调整,去杠杆逐步转向稳杠杆,宏观政策逐渐由“严监管、稳货币、结构性紧信用”转向“稳监管、宽货币、结构性宽信用”再进一步转向“稳监管、宽货币、宽信用”。

“2019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内外部约束依然没有改变。同时在经济放缓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年份,我们还面临着投资下行、新动能能否持续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还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冲击,以及我们国内在经济下行和财政收入放缓下,债务化解方面的压力,也会面临宏观风险。”袁海霞指出。

据了解,目前新旧动能的转换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2019年经济下行背景下财政收入会放缓,对当前新动能发展来讲,资金来源主要是来源于财政支持以及自有资金。这两方面资金情况来说,财政支持资金面临着财政收入压力的放缓,而自有资金从全球角度来讲,面临资本流动对新兴国家带来的压力,从国内情况来讲,资金来源情况也会在整个涉融回暖幅度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报告强调,在此经济下行期,尤其需要重点关注投资回落、通缩或带来企业盈利恶化、新动能是否持续等短期问题。投资仍将下行或继续拖累经济;伴随环保约束边际放松、企业生产利润放缓和产能利用率回落,制造业反弹可持续性存疑,存在进一步回落可能。同时,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国内环保力度边际放松的背景下,考虑到翘尾因素的影响,2019年存在较大的通缩担忧,煤炭、钢铁、原油等行业利润增长或进一步放缓,将进一步影响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企业内在现金流压力的加大或引发企业信用风险。

一个难题在于,以往以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的稳增长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需要在路径和着力点上进行调整。从更深层次解决和化解来讲,需要依靠进一步改革开放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事实上,金融危机后十年,中国经济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运行依然面临诸多结构性因素制约,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宏观杠杆率约束、高资产价格约束以及环保约束等多重制约。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稳增长政策的实施空间面临的制约明显加大,传统的依托基建、房地产稳增长的路径难以为继,基建投资的增长面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突出的约束,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程度较高和居民部门较高的房贷负担水平也导致房地产若大起大落对整个经济的风险加大。

“考虑到经济政策面临的多重约束,新的一年尤其要注重稳增长、防风险与促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防止走’债务-投资’驱动模式老路,托底经济的同时注重 防风险的平衡协调;另一方面继续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加大改革力度,激发经济活力。”袁海霞指出。

下一步防风险

“ 2019年将稳增长、控风险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书记从七个方面谈到了我们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也就是说稳增长控风险并不是从单纯的经济逻辑来进行着手,因此,2019年稳增长的意义可能在近20年里边是最重要的,目前是加速下滑,刹车没踩住,加速下滑的这种压力很明显。”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

为了踩住刹车,报告建议,2019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通过“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着力疏通政策传导机制;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着力于“降成本”和“补短板”,重点关注贫攻坚、铁路、公路与水运、机场、水利、能源、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九个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建设;房地产调控要保持定力,避免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过度放松调控政策导致对市场预期的误导。

此外,考虑到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具有重要积极意义,需进一步激活民营经济活力,稳就业、稳预期、稳经济。与此同时,中长期仍需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继续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等制度改革,促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外部风险的防范。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看来,2019年除了国内经济运行存在一些问题之外,对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的变化需要更加关注。从近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范围内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开始增多,比如三季度,日本出现经济负增长;一直稳健的德国三季度也出现了环比的负增长,可能与贸易保护会有一定的关系。

与此同时,新经济体情况堪忧,比如阿根廷货币汇率贬值40%多,土耳其贬值20%多,俄罗斯贬值10%左右。此外,大宗商品价格,比如石油价格跌得比较明显,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之后,不仅是阿根廷、土耳其这些新兴经济体,连法国、俄罗斯等对大宗商品出口依赖程度比较高的经济体也会受到影响,不排除有些经济增长率继续降低,甚至更多经济体从原来正增长转为负增长的状态。

从对国内影响来讲,如果美元继续走强,除了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还将压低PPI,影响企业生存。

此外,意识形态的风险、政治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也很严峻。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看来,接下来应该需求端发力,同时在供给侧把改革放开。尽管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压力,但国内主体有巨大市场,我国很有可能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换得一个繁荣格局。